中國逐步進入垃圾分類“強制時代”。作為率先將垃圾分類納入法治框架的城市，上海從7月1日開始實施垃圾分類，首周一共開出罰單199張，北京、深圳等大城市也在立法或修法的路上；另據中國官方消息，46個重點城市正在加快垃圾分類的各項環節建設，將在2020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。

7月7日，在上海閔行區樂賢居小區內，物業工作人員清運垃圾。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正式施行已有一周，從上海城管執法部門獲悉，截至7月6日，上海市城管執法人員依法查處各類生活垃圾分類

垃圾分類在很多中國人身上是割裂存在的，一方面是觀念上的人盡皆知，一方面卻是行動上的勉為其難。當垃圾分類以強制方式真正“闖入”生活，處在磨合階段的上海人，才發現繁復的垃圾分類足以把人“逼瘋”，于是出現了“豬試吃法”等兼具民間智慧和幽默的分類法，也算是一種苦中作樂。

從環保和文明的角度看，沒有人會反對垃圾分類的必要性；但是從經濟高效的角度看，對當前垃圾分類“硬約束”的執行效果、社區居民的微詞建言“兼視兼聽”，有助于垃圾分類這個大工程在中國推行得更加順利穩當。

一是垃圾分類是不是越細越好。根據上海官方的標準，類別主要有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濕垃圾、干垃圾，此外還有大件垃圾、裝修垃圾、電子廢棄物等。干垃圾與濕垃圾并不是簡單的干濕之分，即便是濕的塑料袋，也要瀝干放在干垃圾里，而紙巾即便濕了也是干垃圾。有人曾將一頓家庭用餐的剩余物分類，分出了貝類外殼、魚骨頭、豆莢、水果果核果皮、易拉罐、紙巾等眾多類別，耗時耗力，驚煞網民。

全世界最繁復細致的垃圾分類毫無疑問是在日本，但這創建在日本有眾多家庭主婦的基礎上。中國的家庭大多是上班族，不少還是“996”員工，用在家務的時間上屈指可數，在垃圾分類上并不具備專業能力。英國《金融時報》中文網近期刊發的一篇文章提到，每人每天哪怕只用5分鐘進行垃圾分類，匯總到全上海，每年合計7.3億小時，按標準工作時間算，損失時間相當于36萬個全職職工全年的工作。可見，時間成本相當之高。

二是垃圾分類依靠“強監督”是否合算。當前上海垃圾分類的推廣，是創建在強效監督的基礎上的，包括來自執法機構的監督和來自社區志愿者的監督。據統計，7月1日至6日，上海城管執法機構共出動執法人員17800人次，開展執法檢查9600次；街道居委會、小區物管以及紅袖章大爺大媽則幾乎成為每個段子里的“常客”。

這樣依靠人海戰術的監督方式，不僅低效，而且容易顯露疲態。雖然隨著推廣工作的深入，外部監督的投入可以有所下降。但居民分類習慣的養成不在一朝一夕，且后面還會涌現新的監督項目，比如撤除垃圾桶、定時定點扔垃圾實施后的監督等。監督成本高的項目，往往意味著可持續性不好。歐美經驗里利用經濟杠桿撬動居民自主意愿的制度設計，比如針對可回收物的押金制度，以及引入更加專業的垃圾回收公司，“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”，在當下中國城市的實踐里雖有嘗試但還不成氣候。

三是當前輿論都把焦點放在居民分類這個前端環節，而垃圾后端處理、無害化處理的效果才是垃圾分類的終極意義，后端處理的關注度顯然失焦。上海居民千辛萬苦分好類的垃圾，最終的無害化處理效果幾何，回收再利用率幾何？只有這些答案是透明的，才更有助于激發居民參與分類的內在驅力。

不妨來看看兩種垃圾處理思路，一種是日本極致分類背后極低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，超過70%的日本垃圾經分類后，最終還是送去焚燒了事；一種是歐美國家，前端執行相對粗放、寬松的分類，再將垃圾運到分揀中心被集中分揀，現代科技代勞一部分工作，人工則進行最后的查漏補缺，其垃圾回收再利用率甚至高于日本。

中國垃圾分類的強制推廣，主要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，其成功率取決于中國人環保意識的高低，政策設計合理性對居民分類習慣的影響，政府、社會與商業力量的配合程度等多重因素。

對當前垃圾分類政策進行冷思考，不是否定垃圾分類，而是令垃圾分類更經濟高效。（完）